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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东向南:护佑500万农民工奔向无垠的蔚蓝
发布时间:2018-03-20    来源:云南省总工会    字体:
    核心提示:他们时而轻轨,时而地铁,时而踏雪 ...
题记 1月25日 上海 上午雨夹雪,入暮以后大雪纷纷扬扬。 从下午2时20分开始,岳琼英、李欣谚和丁多锐杰就行走在雪雾之中。 他们时而轻轨,时而地铁,时而踏雪,从上海西来到浦东,拜访一位名叫刘华麒的云南马关籍创业者。刘华麒2003年从云南文山州马关县来到上海创业,经过近15年的艰苦努力,目前拥有6个滇味餐馆,他的店,绝大部分员工都是云南人,“一个是为了口味正宗,再一个是为了帮我们云南老乡就业。”作为云南籍员工比较集中的一个工作点位,岳琼英和服务站工作人员来过这里几次,看看能否为他们提供一些来自“娘家人”的服务。 1月29日 深圳——珠海 早上7时,飞焱和王文良搭乘“‘好找工’人才信息服务(深圳)有限公司”业务经理李东华驾驶的小汽车奔赴珠海,调研、慰问在珠海打工的云南怒江籍少数民族农民工。 李东华是云南曲靖人,1997年从曲靖农村来到深圳打工。 3个半小时后到达珠海。 完事后因李东华的车另有他用,3个人遂舍车登舟,从珠海九洲港乘船到深圳蛇口港,再搭乘接驳大巴、地铁,换乘M244路公交车加步行,最后于晚上8时20分返回驻地,8时40分始得吃晚饭,餐后又和李东华谈从云南农村招工到“珠三角”务工的若干事,10点30分始得回房间休息。 是日深圳、珠海寒风凛冽,已经在深圳居住、生活了20年的李东华说,“老家冬天的风刺皮,深圳的风刺骨。” 这两个小场景,就是岳琼英、飞焱、赵雨、王文良、李欣谚、丁多锐杰、李海燕等来自云南省人社、工青妇所组建的“云南娘家人服务站”工作人员的日常状态。 “云南娘家人服务站”的建立,是直接助推省委、省政府在全省农村“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小康”服务滇籍在外务工人员的创新性举措,不特如此,它还是云南省总党组结合工会改革,勇于挑战自己的革命性工作创新。 云南省委以及省总工会、团省委、省妇联提前谋篇布局的“娘家人”机构及其运作机制以及目标愿景,极具政治的敏锐性、严肃性和工作布局的前瞻性、科学性,在党的领导下,以合法、理性、科学方式,有条不紊地为广大农民工维权,展现了云南党政群团领导极高的政治、思想、工作素质。 200多年前,黑格尔说:“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同时也鼓励人类追求利润,从事商业。” 蔚蓝色的大海是现代文明的发祥地,作为中国经济、社会最发达的两大符号性城市——上海和深圳——位于大海边,不是偶然,而是历史的必然。 地处西部和内陆的云南,以高达94%的山地而著称,物产丰饶,气候宜人,不少农人山居而谷汲,日出而作,耕田而食,在荷载了动物、植物、有色金属等几大“王国”荣耀的同时,也因发展滞后而贫困,尤需蔚蓝色海洋文明来“启沃”。 “娘家人”作为体制后盾,呵护并激励500万滇籍农民工勇敢地接受蔚蓝色文明的洗礼。 状态“岳·飞”:“你的柔情,我的温暖” “霰淅沥而先集,雪纷糅而遂多。” 1月25日,大上海瑞雪纷扬。 背着双肩包,衣着干练的丁多锐杰虎虎生风地穿行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 丁多锐杰是云南省人社厅驻上海人力资源工作站的工作人员。 看着年方24岁的丁多锐杰,岳琼英总是会涌起做母亲的感觉,巧合的是,丁多锐杰和她儿子同庚。 在她口中,丁多锐杰的全名被亲切地摄取为“丁多”两个字。 丁多锐杰身上,具有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活力激情、敬业乐群、时尚好学的太多符号,在她看来,丁多锐杰和儿子的形象,总是经常重合在一起。 “看到丁多,就会想起我儿子,总是自然地会从做妈的角度去关心他。”她说。 当然,不只是对丁多锐杰,对李欣谚、对李海燕,她也如此。 论辈分,她是长辈;论职务,她是他们的领导。正因为如此,无论怎样艰难,她总是把几个年轻人当作“儿女”看待,“我尽量多做,尽量做好。” 从2017年7月衔命到上海,依托云南省人社厅驻上海人力资源工作站建立“云南娘家人服务站”这半年多以来,岳琼英不仅要带领这些孩子为数以百万计的滇籍农民工充当好“云南娘家人”角色,而且她本人还得扮演好关心几个孩子成长的“娘家人”角色。 从那时开始,她在云南省总工会宣传教育网络部部长这个职务之外,兼了“云南娘家人服务站”站长职务,她被要求承担“云南娘家人服务站”全盘领导工作的同时,还要侧重负责“长三角”地区200万滇籍农民工服务工作。 与此同时,飞焱在云南省工青妇干部学校副校长之外,在深圳兼任“云南娘家人服务站”副站长一职,负责“珠三角”的“娘家人”服务工作。 2017年6月,云南省总决定分别在“长三角”的核心区上海和“珠三角”的核心区深圳设立“云南娘家人服务站”,习惯上被简称为“工干校”的云南省工青妇干部学校被要求派员前往服务站工作,飞焱主动报了名,于是被分派到深圳。 两人的工作及难度庶几无别,只是方位不同,岳琼英向东,飞焱向南。 据来自省人社部门的资料, 2016年云南农民工总量臻于750.1万人。 其中,本地农民工273.4万人;外出农民工476.7万人。而2017年,由于各级政府有意识、有计划地组织农村富余劳动力有序转移,现在这个数字应该接近500万人。 这500万人中的绝大部分,分布在中国经济及社会发展最具活力的“长三角”和“珠三角”两大区域。 据推测,大约有滇籍农民工200万人,200万人分布在广义的“长三角”地区。 2017年7月26日建站后,岳琼英和李欣谚、李海燕的第一个任务是“寻找滇籍农民工”。 “云南籍农民工务工‘长三角’,散布在长江中下游的广阔地区,相对集中于浙江、江苏、上海、福建等地,在这个地区,有中国最发达的产业和最稠密的人口,200万云南农民工散布其间,实在难找。”岳琼英说,“建站后,首要任务是找到他们,就是说,首先要找到我们的工作对象。” 岳琼英知道,个体力量些微,依靠组织方为正道,“不然,凭我们几个人,在广袤的华东地区人生地不熟,上哪找人?” 她依靠的组织有云南人社系统在当地设立的工作站、当地有名的人力资源公司、工会和人社部门、云南商会等,“其中,省人社厅在上海设立的工作站陈家顺站长以及后来接续他的赵雨站长,给我们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几个人奔走了一两个月,有关云南籍农民工的各种信息开始获得—— 马关小伙子刘华麒被“找到”了,镇雄籍的曹安富和王雄“来”了,永康13万镇雄籍农民工“浮现”了,“好孩子”公司五六百滇籍农民工被“发现”了,蛰伏在杭州顾家家居的宁蒗籍彝族农民工也“现身”了…… 浙江省永康市,是驰名全国的“五金之都”和“门都”,制造业的发达以及优良务工氛围吸引了大量云南农民工,“在永康,仅镇雄籍农民工就有13万人,永康街上,你不时可以看到‘镇雄酸汤猪脚’之类的风味店招。” 对岳琼英来说,找到这么一个滇籍农民工麇集之地,且惊且喜,为此,半年之中,她带人从上海五度往返永康,依托中共镇雄县委所建立的外出务工党员“驻浙党工委”,岳琼英把“娘家人”的工作也切分到永康,“借力党工委书记曹安富,我们建立了‘娘家人’永康服务点,曹书记兼站长,他的得力助手王雄任副站长。” 后来证明,把云南“娘家人”嫁接到镇雄“驻浙党工委”是云南省总所布的一着妙棋。 汽车、高铁、地铁、步行…忽而昆山,忽而苏州,忽而杭州…… 至少头3个月,岳琼英带着李欣谚等几个年轻人每天都行色匆匆地奔赴在路上。 “在路上”成为他们的生活、工作底色,当然,岳琼英晚上躺在床上思维依旧还得“在路上”——她要为“娘家人”的高度、深度、能见度去擘画丈量。 他们在这个时段和空间的一切努力,都是用汗水来直接支付的,这个炎夏和初秋,“火炉”般的“长三角”那个热啊,令人无法忍受。 当然,同时在“火炉”备受煎熬的“娘家人”,还有飞焱、王文良。 此时,“珠三角”的酷暑和华东地区的高温相比,用比较流行的文言词来说,叫做“不遑多让”。 飞焱名字中有3个“火”,似乎决定了她具有火焰般的工作激情,也宿命般地决定了她所工作的地点几乎位于中国大陆最南端,是最火热的城市。 2017年8月22日,深圳出现了逾40℃的高温! “还有台风、暴雨。” 与飞焱一起驻站工作的云南省工青妇干部学校青少年培训中心主任王文良补充说。 来深圳之前,飞焱对于“娘家人”建站后到底应该如何下手工作,其实也很茫然,“我不知道究竟应该怎样开展工作,只是到了深圳以后,才根据具体情况着手。” 飞焱凭借丰富的工作经验,从“系统”角度梳理出思绪: “我认为,‘娘家人’的外延应该很大,举凡云南各级党委、政府、工青妇、商会等组织在‘珠三角’华南地区的分支机构,对于在华南地区务工的云南籍农民工或者创业者来说,就都是‘娘家人’,我们这个‘娘家人’服务站无非是更专业、更集中,任务更单一而已。” 她说:“这样一来,尽快联络云南各级、各类组织驻广东的机构和负责人就十分重要了。我刚来深圳那段时间,首先就是要尽快和这些机构取得联系,再通过它们摸清情况,这些情况包括云南籍务工人员分布地点、大致人数、所从事的职业种类、经济收入或者产业状况、有哪些急需我们帮助解决的困难。” “经过努力,终于找到了打开工作局面的钥匙,”她说:“比如,我们发现,弥勒深圳服务站有彝族哈尼族6000多人;红河县东莞市服务点有哈尼族3500多人;共青团昭通市委驻深圳工作委员会覆盖近3万多人;共青团昆明市委驻东莞工作委员会覆盖8000多人,怒江州人力资源珠海工作站1200多人。” “通过工作,这些机构及其所掌握的务工人员情况,就尽快地变成了我们站的资源,有效克服了我们人太少、事太多、区域广阔、企业复杂等客观困难。” 1月30日下午,在昭通驻深圳招商联络处,联络处主任舒志升对“云南娘家人服务站”的工作赞不绝口,他说:“在‘长三角’和‘珠三角’,昭通籍务工人员占六成以上,所以娘家人驻上海、深圳这两个服务站,我认为客观上主要是为我们昭通外出务工人员服务的。” 据他介绍,昭通全市总人口有620万人,全市农村富余劳动力基本外出到“长三角”“珠三角”打工,“务工收入占农民收入七八成以上,一个五口之家有一个人出来打工,脱贫就没问题,有两个人出来打工,日子就比较富裕了,所以,组织动员农民外出打工是各级党委、政府十分看好的脱贫路子。” 舒志升“劳务输出”是脱贫捷径的观点,在鲁绍坤那里可以获得声气相应。 鲁绍坤是云南农大的教师,现回故乡镇雄创业,是“镇雄县天源建筑建材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1月中旬他到永康考察古镇建设,准备在镇雄推出“南广古镇”项目,“从镇雄到这里打工的人,一年的收入带动一家人脱贫毫无问题”,据他考察,在永康的镇雄打工者多达13万人,人年均至少创造10万元的产值,“那么,去年他们为永康贡献了130亿元的GDP,而镇雄去年GDP才达到100亿元,在永康的13万镇雄乡亲是宝啊”。 舒志升从以下几个角度评价了“云南娘家人服务站”深圳站对昭通籍外出务工人员的帮助。 “产业招商方面,是‘娘家人’帮我们对接了珠海总工会,组织珠海有意向商家到昭通去考察投资,效果非常好,现在正在积极地对接中;飞站长他们组织了防艾知识、法律知识、十九大知识进车间活动,在珠三角地区带我们几乎跑遍了所有的工厂;劳务输出这块,‘娘家人’对我们的帮助尤其大,她带我们去见惠州人社局的领导,见了一些劳务输出的中介机构,为下一步的劳务输出奠定了基础;技能培训这块,她指导我们成立了团组织流动委员会,现在佛山、中山、深圳这些地方都成立了组织;昭通农产品的推介这块,在她的引荐下,我们加入了全国驻深圳单位联合会,使昭通的产品进入销售的平台。” “昭通脱贫攻坚,关键看输出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多寡,”舒志升说:“‘娘家人’通过辛勤工作,让务工人员‘出得来’‘留得住’‘干得好’,就是对我们劳动力输出工作的最大帮助。” 舒志升认为,飞焱有句话很励志,“她说,‘出来做事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飞站长这句话我们要用来鞭策自己。” 据飞焱介绍,“娘家人”深圳站建站以来,“主动联系当地工会、企业工会,先后与珠海市总工会、富士康工会、中元电子有限公司工会、惠州隆发鞋厂工会、金碧酒店工会建立联合服务协作机制”。 中国语境的“娘家人”,以温馨、包容、理性、刚柔并济见长,“云南娘家人”自然也包含这些元素,巧合的是,“云南娘家人”建站伊始,首任的两位站领导都是女性,她们本身就是群团组织“温良恭俭让”的形象代言人。 云南“娘家人”在永康(之一):“娘家人”在这里绣出了一片春天 永康是个好地方 。 自20世纪90年代初起,渐有镇雄人来此打工,后来觉得能挣到钱,于是邀约结伴,拖家带口,来永康打工生活。 据有关管理部门不完全统计,到2017年,在永康务工、生活的镇雄人,已经达到约13万人,镇雄县委驻浙党工委书记、云南“娘家人”永康服务站站长曹安富说:“整个浙江有镇雄人22万多,永康一地就有约13万人,比我们云南有的县份的人口还多。” 因此有人对曹安富戏谑道,“这里应该是‘镇雄县永康分县’。” 曹安富闻之抚掌大笑。 镇雄人在助推当地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一些问题。 其中的一个是,无组织的农民工在维权方面困惑极大,要么权益受损害,不知如何是好;要么以不理性乃至非法手段维权,导致严重的后果。云南“娘家人”永康服务站办公室主任管彦勇说:“曾经有个昭通我们那边来打工的小伙子,被欠薪没要到钱,在工厂放火,结果烧毁了价值1000多万元的财物。还有一个镇雄籍打工仔,也是讨要工资没要到,将老板杀了。” “2010年底,我还在鹰鹏化工公司做集装箱调度员,有一天接到镇雄县委组织部领导的一个电话,说组织经过考察,要我出面寻找在永康的党员,从中选择几个各方面素质很好的人,筹建镇雄县外出务工党员驻浙党总支,”曹安富说,“组建以后,活动了4年,成效卓著,到2015年2月县委批准我们升格为‘中共镇雄县外出务工党员驻浙江工作委员会’,也就是驻浙党工委。” 曹安富筹建党总支“找党员”的故事颇为有趣。 “我先通过县委组织部提供的名单和电话约他们,因为大家互不相识,怕他们多疑,想了半天,我约他们到西津桥见面,这座廊桥到今年已建了整整300年,是永康的历史文化象征,人人都知道。” 那天天气冷,曹安富先到西津桥,不一会儿,按照约定的时间,另外几个镇雄人来了,三三两两警惕地四下张望。“当时彼此素昧平生,看着有点像找人的,我就迎上去问,‘你是镇雄的××吗?’” 曹安富觉得当时的场景有点像电影里地下党接头的情形,“要是再有个接头暗号,那就真像了”。 曹安富认为当时彼此心有疑惧也是合理的,“在离故乡4000里外,突然冒出一个人要筹建党组织,有的党员后来告诉我,他们怀疑我是约他们搞传销的,哈哈。” 没多久,“驻浙党总支”就顺利诞生了。 显然,党组织的建立过程中,镇雄县委看好曹安富这位2003年就到永康打工的农民工。 时年41岁的曹安富是农民工,但异于一般的农民工。 曹安富高中毕业,1992年入党,在老家镇雄,当过服装厂厂长,到永康后,先后在几家企业干过,各方面素质远较一般农民工要高。因此,县委经反复斟酌,决定把筹建在浙江外出务工党员党组织的重任交给他。 而曹安富也有要为镇雄人争口气的内在冲动,驱使他从企业辞职而接受这份工作,“我来永康,看到一些工厂招工启事,明文规定不要镇雄人,我心里有气,但的确我们一些乡亲素质太低,在这边闹出了不少事来。” 由于维权的合法渠道不畅,一些人打着“维权”的旗号,非法聚众闹事牟利,曹安富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现在党委、政府、工会出面,依法、理性、科学维权,这正是曹安富所追求的。 曹安富筹建党总支,竖起党旗后,分布在全省各地的镇雄籍党员纷纷向他们靠拢,“目前有13个党支部,1108名党员,遍布浙江全省。” 立足“党工委”,在永康建立云南“娘家人”的服务点,同时赋予其维权的职责,是云南省总预设的一着妙棋。岳琼英解读这着棋何以妙:“党工委毕竟不是维权的恰当机构,工会组织专司维权,加了工会牵头组建的‘娘家人’功能,曹书记他们为农民工维权就师出有名。” “以前,镇雄籍农民工遭遇权益被侵害,有人找‘黄牛’维权,有了‘娘家人’,他们没市场了。”曹安富回忆道。 曹安富介绍说,他们以“家乡话、老乡情”来做乡亲的工作,“知道在他们和驻地党委、政府以及各职能部门之间,有‘娘家人’,越来越多的镇雄农民工主动来找我们理性维权”。 “追讨欠薪、处理工伤、交通事故是大事,我们要管;生活小事我们也管。”服务站办公室主任管彦勇说:“夫妻吵架闹离婚,我们去劝;老婆跑掉的,我们帮找,还真找回好几个。有一次一对夫妻吵架,女的坐马路寻死觅活,我们把她接回来做工作,公安110看到我们出面处理,就走了,民警信任我们。” 云南“娘家人”在永康(之二):树立云南人形象 传播云南正能量 在永康这个“娘家人”小服务站,一个共性的问题是,几乎所有家庭都因为经济拮据而产生裂隙。 “服务站目前加上我,共有7个人,省人社厅石丽康副厅长给我们按公益性岗位报酬,每人每月1180元,我是书记,县委组织部还给了我1300元,我报酬最高,每月2480元。”曹安富说,“但我们7个人的身份,都是农民工,石副厅长说我们服务站是‘民办公用’,很准确。” “我也是党员,党龄比老曹还长,但是我思想觉悟没他那么高,没那么多奉献精神。你自己生活都没保障,你搞什么奉献?以前我们挺有钱的,现在很拮据。”曹安富对工作极其痴迷,他媳妇王瑛意见不小,“我有糖尿病,他从来都不管,小孩也不管,哪里有什么工伤事故,农民工纠纷,马上就去,跑得比兔子都快。” “我们这里几家人都在吵架。管彦勇老婆嫌他没钱,离婚了;王雄原来挺会赚钱,收入挺高的,到这里来搞这个收入狂减,他老婆也和他吵啊。”王瑛很无奈,“他老婆向我诉苦,说王雄本来是挺富裕的一个人,到这里来把家里的存款哗哗地都花了,坐吃山空。” 1月8日,曹安富组织服务站党员开“民主生活会”,入党12年的管彦勇发言时触及因囊中羞涩导致家庭破裂的痛点而啜泣,曹安富为之恻然, “因为收入太低,小管结婚7年,有两个小孩,但离婚了,现在处了一个女朋友,也因为他收入低,关系摇摇欲坠。” 另外一面是,这个小小的“娘家人”,先后为镇雄籍农民工追讨欠薪1100多万元,每年处理工伤、交通、溺水等各种事故有五六十起,每年成功追讨欠薪50起左右,“娘家人”因此声名鹊起,其“管辖范围”早已跨县、跨市,甚至跨省,管彦勇说:“‘娘家人’成立以来,先后有四川、湖北、河南、福建等10个省107名农民工来找我们帮助维权,甚至永康本地人也来寻求我们的帮助。” 正所谓“功不唐捐”,“云南娘家人”在永康的这个服务点所起到的作用,实在不容小觑。 53岁的朱德显是镇雄县公安局禁毒大队教导员,同时是该县“外流贩毒整治外派工作组”“外流盗抢品整治工作组”组长。这位多次立功受奖的优秀警官“驻防”浙江,他不时主动来“娘家人”轮岗,体会曹安富、王雄他们的酸甜苦辣。 “‘娘家人’的努力形成全社会多赢,”朱德显说:“有了‘娘家人’合法、理性的维权,被侵权的农民工可以通过这个途径获得正当的权益保护,不需要用非法手段闹事,农民工赢了,镇雄人的形象正了,永康当地的社会治安也好了。” “从这个角度看,‘娘家人’在助推永康的经济社会发展。”朱德显说。 永康泰山保险公司总经理施佩康是土生土长的永康人,他对云南“娘家人”的观点在永康人中,或许具有相当的代表性,“这边街道以前挺乱的,他们‘娘家人’成立以后贡献很大,现在改进了不少。” 2017年12月2日,在“12·1”世界艾滋病日、“12·4”全国法制宣传日、“12·5”国际志愿者日到来之际,云南省总、云南“娘家人”上海站主办的“党的十九大精神暨普法志愿服务禁毒防艾宣传活动”在永康火车站世纪广场启动。 岳琼英、曹安富以及永康市禁毒委主任张作明、永康市防艾办主任沈健康、镇雄县公安局驻金华工作组组长申宏分别讲话。 “活动持续3个多小时,1500余人参加。”岳琼英说:“这不是寻常的宣传活动,它的符号意义在于,云南‘娘家人’及其工作得到了永康党政领导的认可,云南籍务工人员在永康的形象得到极为正面的展示,传递了云南正能量,树立了云南人的好形象。” 1月24日,永康市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局出台一个文件,批复“同意成立永康市镇雄籍新居民服务点”,同意曹安富兼任服务站长,这样,“娘家人”永康服务站又多了一个功能。岳琼英认为, “它代表着永康党政领导对‘娘家人’的信任和支持,对‘娘家人’工作业绩的充分肯定。” 同一天,新华社发布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 在此背景下,云南省总提前布局的依法、科学、理性、多赢维权范式显得极具政治敏锐性和前瞻性,工会“娘家人”维权的“微言大义”,于斯炳焕。 作为云南“娘家人”的一个分支机构,岳琼英对永康这个服务点且喜且忧,喜的是曹安富他们出色的工作及其成绩;忧的是,她很担心没有必要的物质条件支撑,曹安富他们的工作局面难以持续,“老曹他们工作条件太差,但要解决这个问题,按照现在的规范又十分艰难。” 再难也要关心。 她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在各级领导面前帮“娘家人”这个服务点说项,意在给曹安富他们解决一些工作难题,比如经费。此外,经上级批准,“娘家人”上海站出资为永康“娘家人”聘请了律师宋德敬。 宋德敬律师也是镇雄人,他是经省总批准聘请来作为永康“娘家人”服务站的专职律师,每年2.5万元的聘请费用由云南“娘家人”服务站从工作经费里出。 对宋德敬来说,这点钱很微薄;对曹安富来说,这是来自云南省总的奥援。 有了宋律师,永康“娘家人”的法律工作就专业多了。 现实语境下,请领导实地踏勘、调研,了解客观情况,是解决难题的好形式。 2017年7月26日,云南省总领导前来永康调研指导。 在“娘家人”服务点,这位领导仔细翻阅了工作台账,从几本厚厚的详细完整的工作记录中,她看到了曹安富等人的辛劳和成绩,同时也了解到了他们工作中所面临的一系列困难。 1月23日,云南省总党组领导再度到永康实地了解“娘家人”服务点的工作情况。 看到曹安富等人的可喜工作业绩和简陋的工作条件,几位省总领导均为之动容,他们表示,“曹书记他们做的基本都是工会的维权工作,工作条件很差,而工作如此出色,令人感动,回去要向党组报告,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为他们创造一些工作条件。” 镇雄人的正能量释放,带来一个好现象,镇雄籍农民工到浙江、上海、广东等地打工,劳务输出地与输入地,形成了“你情我愿”的良性互动态势。 2月24日,镇雄县委书记翟玉龙和县长郑维江、副县长鲁绍雄等四套班子领导齐聚镇雄南部客运站,为该县2018年首批转移就业的1120名农民工送行,这些人将奔赴浙江、上海、广东等地就业。 “现在的离开,是为了以后更好地回来,你们一定要放下牵挂,勇往直前!” 在即将启程的大巴旁,儒雅的翟玉龙对临别的农民工亲人殷勤寄词。 “娘家人”之爱:“我要捉住那红红的太阳,要它只为你放光芒” 位于上海市普陀区武宁路350号的联合大厦一楼104室,是云南“娘家人”服务站和云南省人社厅驻上海人力资源工作站的驻跸之所。 上海地狭人稠,空间逼仄。 两个站合署办公的这间办公室,面积大约十一二平方米。 “娘家人”服务站站长岳琼英和人力资源工作站站长赵雨两位领导以及各自的部下都在这里办公。 狭窄的空间要容纳5个人办公,还要容纳1个双人沙发,1个单人沙发,1个茶几,1个饮水机,3把小椅子,两张桌子,两部台式电脑,1个报架,1部复印机,1个小文件柜这些必需的办公用品。 理论上说,这10来平方米小屋,就是云南人社厅、省总工会、团省委、省妇联共建的,承担服务华东、华南约500万滇籍农民工的“联合总指挥部”,加上“娘家人”在华南的分支机构深圳站的飞焱和王文良(深圳站严格意义上没有办公地点),也才有7名工作人员,因为7:5000000的极端比例,它可能是现今世界上工作人员最少,而服务对象最多的工作机构之一。 前述岳琼英、赵雨、飞焱、王文良、李欣谚、丁多锐杰、李海燕等工作人员,几乎每天都处于“行者”的状态,或乘车,或步行,自曙达暮,穿行于街衢工厂,看到如此狭窄的办公地点后,终于获得答案—— 他们不仅工作性质要求行走,而且也没地方可供驻足。 岳琼英、赵雨、飞焱等人,平均每天要行走三五公里,当今一些人行走健身的生活方式是他们的工作状态,飞焱很达观,“这也好,不用特意去走路了。” 前已述及,云南“娘家人”是一个“大概念”,它的外延极广, “娘家人”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娘家人’,就是我们驻上海和深圳服务华东、华南的这两个站,广义的‘娘家人’不仅包括所有来自云南的各级党政工青妇商会等组织,而且包括农民工输入地的党政工青妇等组织和各种好人。” 她这个观点,无论在“长三角”,还是在“珠三角”,都有许多实例支撑,堪称不刊之论。 “请大家按照顺序排队来签字,每个人都有,不要担心。” 1月29日下午,在格力集团珠海格美达科技有限公司一间小会议室,飞焱用灿烂的笑容,迎接前来接受工会困难慰问的云南怒江籍农民工。 她负责招呼发放,王文良负责指导农民工在发放表上签字,摁手印。 这批农民工来自怒江地区,他们的下肢有一定的残疾,但在云南省人社厅、云南省总以及珠海市总工会、怒江州总工会几方协调下,他们被安排在格力集团所属的珠海格美达科技有限公司从事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收入较高,保障很好。 据珠海市总工会维权部部长杨耀辉介绍,2017年怒江转移到珠海就业的农民工约为1500人左右,分布到珠海的20多个企业。 作为农民工输入地的“娘家人”,珠海市总为怒江籍各族农民工做了很多事,“怒江农民工一到,请他们吃饭,给他们开座谈会,发放被子、毛巾、洗漱用具等日常生活用品,和南方人力资源公司建‘怒江职工之家’,培训他们3天后才送到有关企业,2017年,市总为怒江籍农民工开支了10万元,今年又为他们做了10万元的预算。” 市总副主席李育波接过杨耀辉的话茬说,一名怒江籍农民工患肠穿孔急病,“我们闻讯立即派人送他到医院治疗做手术,治疗费用我们承担,刚才杨部长说市总去年为怒江籍农民工花了10万元,其实不止这个数,那主要是指为1500人购置生活用品,10万元里不包括为他们中的病人看病慰问这些费用,去年来的农民工中,有3个发现精神有问题,一个肠穿孔,都是我们送医治疗的。” “今年春节,我们还赠送80位农民工返乡过年的高铁票,先用大巴把他们送到广州,再从广州登高铁到昆明。” 飞焱据此查了高铁票价,一张票434.5元,珠海方面一共要为这80位怒江籍农民工开支34760元。 李育波热情洋溢:“珠海市总是农民工的家,他们是珠海的职工,广东工会和云南工会一样,我们和飞站长他们也一样,都是怒江籍农民工的‘娘家人’。” 1月25日,上海大雪,岳琼英、李欣谚、丁多锐杰从沪西来到浦东走访云南马关籍的刘华麒。 刘华麒在上海发展过程中所邂逅的各种机缘令人为之心中一暖,它们从一个侧面证明,对远道而来的云南务工经商人员来说,“娘家人”何其多! 1975年出生的刘华麒原在云南省文山州马关县糖厂工作,这个糖厂当时是马关最好的企业,后来因糖厂改制,刘华麒被要求“等待安排”,刘华麒就自己出来闯,先蹦到深圳,“2003年我一个在上海的同学叫我来上海看看,我从深圳坐火车来,到了上海就留下了。” 2004年,刘华麒开始滇味餐饮创业,他从最熟悉的云南米线做起。 “现在我在上海有5个店,第六个店今年3月份开业。” 在刘华麒的餐馆里,他讲述了这15年的沪上创业经历,“在上海,我遇到不少好人”。 “上海的工商、税务、警察、卫生部门的人都很好,他们对人客气,尊重人,在这里做事不用求人,规范廉洁,这个软环境是吸引我留下做事业的重要原因。” 刘华麒遭遇了这么一件事,“刚开店那会儿,我办了卫生许可证,但执照还没有拿到就营业,有一天来了一个卫生监管部门的男子,把我吓坏了,严格意义上说,我违规,我吓得包了一个1000元的红包给他,当时他收了,过几天执照办下来了他来退红包,他说,‘当时我若不收,你会认为我要为难你,现在证照办好了,红包要退还你,你要不收回,我还真要为难你。’” “我最早租房开米线馆,按规定要隔壁左右及楼上邻居三方签字都同意才能开业,我人生地不熟,结果我隔壁一个大姐不仅给我签字放行,还说,‘其他邻居若不签字,我帮你去说服他们。’那是我素不相识的人!我刚到上海打出租车,司机听我是外地人,问了我详细终点,到地点后,他下车陪我,一直送到我要进的楼门口才返回。” 一系列的温暖际遇使他感到,自己的肉身和灵魂完全可以安放在沪上。 此后,刘华麒屡屡被感动,被温润,被改变。 “君子豹变,其文蔚也”:开启“水”“土”交融的文化涵化新篇章 赵雨是云南省就业局转移就业处处长兼省人社厅驻上海人力资源工作站站长,他属于那种学问渊深、见识广博的学理型干部,对于云南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脱贫,他有着精辟的见解。 “我认为,农村贫困人口长期脱贫靠教育,中期脱贫靠产业,近期脱贫靠就业,劳动力的转移就业最直接、最快速、投入最少、见效最快,而且基本没风险。”赵雨说,“一个贫困农民到‘长三角’‘珠三角’这些发达地区打工,每月至少有4000元的收入,正常情况下,他一年攒上3万元不成问题, 5口之家可以脱贫了。” 赵雨的观点,也是岳琼英、飞焱的看法。 岳琼英认为,“就目前脱贫攻坚这个迫在眉睫的急迫任务而言,劳务输出效果最明显,但就云南农村实现全面可持续富裕的路径来看,教育才是最好的方式。” “学到了技能再返乡创业,这才是农民工的最终出路。”飞焱说。 他们的看法如果揆诸理论,与美国社会学家威廉·费尔丁·奥格本研究社会变迁所提出的“文化堕距”理论相吻合。 所谓“文化堕距”是说,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物质与科技的变迁速度往往是很快的,而制度与观念等部分的变化则较慢,出现迟延现象,由这种迟延产生的差距即“文化堕距”。 赵雨也认为这个理论用云南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华东、华南这些发达地区进行劳务输出的情形来看,或许使得农民工尽快获致脱贫达标的经济收入并非难事,但要可持续发展就不那么容易,“要实现持续发展,最重要的是实现人的现代化”。 从现实来看,“消除堕距”的前景是乐观的,前述刘华麒,下面要提到的陈外生等滇人翘楚早已为之提供了绝佳例证。 之所以要转移农村劳动力到华东、华南这些发达地区,赵雨认为有3个理由—— 一、省内产业不足,不足以容纳如此巨量的富余劳动力; 二、发达地区收入由于地区工资差,比省内高,农民工容易挣到钱,吻合脱贫攻坚的主旨; 三、农村富余劳动力来这些地方打工,开阔了眼界,会培育出生活、工作的良好习惯,“一句话,文明素质得到培育提升”。 “发达地区可以造就现代人,所得到的不仅仅是工资。”赵雨就第三个看法解释说,“在云南月收入有2000元,在上海有1500元,我有亲戚的话,宁可让他选择来上海。” 赵雨的观点,其实反映了一个为人类学家所一直关心的“文化涵化”问题。 “我们一出生,周围的一切有意无意地都給我们建构了一个复杂的参照系统,构成了我们的价值判断、行为动机、兴趣爱好,包括我们所受到的教育都会使我们对未来文明形成认识。” 法国著名的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如是说。 这个断语告诉我们,人因其成长的(自然、人文、家庭、社会等)环境差异,会产生对异质文化的排异,因此,“涵化”既不可避免,又终究可以接受。 20世纪上半叶,美国人类学家M.J.赫斯科维茨等人提出了“文化涵化”的概念。 他们认为,“文化涵化”是文化变迁的一种主要形式,是指异质的文化接触引起原有文化模式的变化,是一种文化从其他文化中获得对新的生活条件的适应过程。 文化的“涵化”分“顺”“逆”,前者对差异文化自愿或主动接受,后者则抵触或被动接受。 对于后者,文化的涵化是一个较为烦恼的过程。 云南农民工来自云南,具有以“土”为核心的“西部”“内陆”“高原”3大特征,其文化核心是典型的内陆文化,与“长三角”“珠三角”的“海洋”“水网”“隰原”等以“水”为核心的海洋文化颇为不同,“水”“土”交流是一个后者与前者的摩擦、消融、理解、接受、嬗变的适应过程。 无需讳言,云南农民工,尤其是从未出过门的少数民族农民工在两个“三角洲”打工,有人难以适应,有人到工厂不到一周,甚至三两天就旋轸返乡,这也就是云南省总设置“娘家人”服务站,跟踪服务,要求使他们“出得去、留得下、干得好”的背景原因。但出去的农民工的大多数、以至绝大多数,还是能逐渐适应并融入“海洋文化”之中,接受以“大海”为符号的市场经济价值观的洗礼,其中卓荦不群者,亦不知凡几。 这其中,刘华麒、陈外生两位原云南人、 现“上海人”和“深圳人”,以及不少原镇雄人、今“永康人”都提供了鲜活的例证。 “镇雄在这届县委、政府领导下,大变样了,镇雄人的文明程度高了。”云南农大教授、镇雄县天源建筑建材公司总经理鲁绍坤说:“有一个细节可以支撑我的观点,镇雄县城的街道每天用清水冲洗两次,街上基本看不见有人乱扔垃圾、随地吐痰,省会昆明的街道也没有它干净,这说明镇雄人在变化,我认为这里边就有不少外出务工镇雄人素质提升后,对镇雄所产生的溢出效应。” 1月25日下午,岳琼英和李欣谚、丁多锐杰来到刘华麒名为“彩云笕”的餐馆,这是一个年毛收入达700多万元的滇菜风味馆,精致的餐馆整洁干净,温馨宜人。 刘华麒见到客人,一边掏出一盒滇产香烟“大重九”,向男士敬烟,一边转头很绅士地征询岳琼英和李欣谚两位女士:“我可不可以在这儿抽烟?” 一句“我可不可以在这儿抽烟”的雅驯征询,使得刘华麒瞬间展示了他作为“新上海人”的特质。 在这个意义上,刘华麒已经“化”为上海人。 1月31日中午,在深圳龙岗区布吉布龙路18号中百饰大楼6楼,“‘好找工’人才信息服务(深圳)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外生在接受采访之余,说他的人力资源公司处于用人企业和求职者之间,根据劳动力的市场供求此消彼长变化生存。 “就像开药铺还卖棺材,死人活人一体服务。”他说。 虽然是打比方,但这句话出口不到3秒,他马上自我纠正:“当然,真开药铺,就不能同时卖棺材,于法合理,于情不当,有违公序良俗。” 法律术语“公序良俗”被他用得十分准确,这个相当生僻和专业的词汇一出口,令人对他刮目相看。 陈外生原供职云南曲靖纺织厂,1994年底借了3万多元现金打算到珠三角倒些小电器回曲靖卖,但在广州打一个公用电话时这钱被盗了,这个意外插曲,逼着他留在深圳打工挣钱还债,后来干脆滞留深圳创业,意外造就了一个滇籍企业主。 而他原来的企业未几荡然无存,理论上,他曾经是“下岗职工”。 叙述他23年前初到深圳,为了生存,每天骑自行车五六十公里跑销售的艰苦,陈外生说,“臀部都磨烂了。” 不说“屁股”而说“臀部”,这在云南男人中,不敢说绝无,但极其罕见。 根据当前“刘易斯拐点”现象之下的用工新势头,陈外生的公司正在采用大数据开发一款招募、储存、派遣人力资源的新软件,“捣鼓这玩意儿费钱,去年我烧了1500万元。” 说到他自己的公司招人,他说那种一遇挫折就颓唐的人不要,“我不要‘玻璃心’。” “玻璃心”这个极具时尚感的词汇从一个54岁的云南人口中蹦出,与“公序良俗”“臀部”一起,令人相当诧异。 从素质来说,陈外生与故乡“下岗职工”这个人群中的绝大部分,已经毫无关联。 被大海浸淫24年后,陈外生已是深圳人,是特区人。 《周易》云:“君子豹变,其文蔚也。” 意思是,“君子应该如豹子一样因应环境之变化,使它身上的花纹相当鲜艳,与周遭协调一致。” 建“职工驿站”祛盲点:“你在我的航程上,我在你的视线里。” 云南有句俗话:“手心手背都是肉。” 意思是“不能厚此薄彼。” 就在岳琼英、飞焱在挥汗如雨与炎暑鏖战之时,与华东、华南的云南“娘家人”服务站遥相呼应,省内的“职工驿站”建设亦如火如荼。 基于省内尚有约300万的农民工,云南省总对此有针对性地竭力推进“职工驿站”建设,以免失诸偏颇。 省总法律和维权工作部(以下称“法权部”)是负责主推这项工作的业务部门,部长王正钢介绍这项工作说,“考虑到省内的农民工,我们启动以环卫工、快递员等户外农民工和重点建筑工程项目施工地农民工为服务对象的‘职工驿站’建设工程,依托‘职工驿站’服务农民工,做到服务链条无盲点。” “滴水见太阳。” 这里不妨撷取县区工会的几个小镜头看看。 2017年10月10日,昆明市盘龙区总工会领导为辖区内的首批15个“职工驿站”进行了授牌。 盘龙区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许永春说,这意味着盘龙区“职工驿站”正式投入使用,“每一个站点都配备了桌椅、饮水机、微波炉、急救包、简易工具箱等简单实用的设施物品,户外劳动者累了可以歇,渴了可以饮,热了可以纳凉,饭菜冷了可以加热。” 2018年1月4日,昆明滇池度假区总工会所建的8个“职工驿站”正式投入使用。 区总常务副主席黄子家说:“驿站的服务对象是那些长期在室外工作的环卫工、出租车司机、交警、快递员和城管协管员等职工。” 安宁的“职工驿站”建设起步较早。 安宁市总工会常务副主席曹永文介绍说,早在3年前,市总就着眼关怀户外作业人员,这次建设了82个“职工驿站”,“为长时段在外面工作的交警、公交司机、环卫工人等户外作业者小憩提供遮风避雨、驻足休息、急救护理的场所”。 西山区总工会联合各街道、企业打造了19家“职工驿站”,每个“职工驿站”均配饮水机,微波炉、饭桌、休息椅、药箱等物资设施,户外职工不仅能随时喝上热水,吃上热饭,还能在休息之余阅读自己喜爱的报刊书籍,驿站定期有人维护。 来自省总法律和维权工作部的资料显示,截至2018年3月1日,全省共有209个“职工驿站”建成投入使用。 “职工驿站涉及昭通、楚雄、保山、迪庆、临沧、红河、文山、丽江8个州、市总工会,”王正钢说,“建投、冶金、云锡、云铜4个省级产业工会也积极参与建设。” “云南省总要求各级工会所建‘职工驿站’,面积至少15平米,尽可能配桌椅、应急药箱、卫生间、饮水机、微波炉、冰箱、无线网络、手机充电等设备,目的在于要切实帮助户外作业职工解决如厕、休息、饮水、用餐等实际问题。”王正钢介绍道,“去年初省总就职工服务中心、站点建设共计预算950万元,当时就建议对通过省总工会考核验收的服务中心和职工驿站补助工作经费共计949.85万元,其中,昆明市121个职工驿站统一补助150万元;其余60个职工驿站按照每个3万元的标准,对下补助180万元。” 省级产业工会中,云南建投集团的“职工驿站”建设碧桃满树。 当下,建投集团正在为“确保2020年进入世界500强”而奋力冲刺,而建投集团使用农民工逾10万人,在省内首屈一指,“这意味着,农民工队伍对于集团的兴旺发达与否至关紧要,省总要求建‘职工驿站’,立即得到了集团的全力响应,”省建投集团党委委员、工会主席陈文双说,“截至目前,我们首批建设并投入使用的服务站点共34个,为此投入了170多万元。” “我们建‘职工驿站’标准高、要求严,有‘七个一’的规范,”建投集团公司工会常务副主席杨金说,“一个活动室、一间清洁洗漱房、一套探亲房、一块运动场、一次贴心服务、一名兼职管理员、一次宣传报道。” 他认为,和一般驿站目的在于解决户外作业职工临时性小憩的需求有所不同,“我们所建驿站,全部位于远离城市的工地上,旨在解决职工的交流、学习、生活等方面的实际困难,因而所建驿站更大,设施更齐全,更有人情味,有探亲房、洗衣机、电视机、乒乓球桌等生活设施。” 关心农民工的爱心相同,但方式不一样。 年关将至,为帮助农民工捂住“钱袋子”,谨防金融、电信网络诈骗,中铁八局昆明公司工会在工地邀请银行、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公安经侦、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协会等多部门联合进行金融知识普及。 银行工作人员讲解了人民币的识别、银行卡的安全使用、征信知识等内容。 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则派员讲解了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知识。 王正钢认为,上述工作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农民工,体现了省总主动积极充当农民工“娘家人”的自觉意识。“云南正着力打造路网、航空网、能源保障网、水网、互联网五大基础设施网络,省内对农村富余劳动力的需求也不小,他们是建设富饶云南的重要力量,‘娘家人’的服务当然不能缺位。” “我们建设‘娘家人’服务站,协助农民工就业的党委、政府以及有关职能管理部门,服务好云南农民工,是一项助力脱贫攻坚的重要举措,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同时,在省内建‘职工驿站’和‘职工服务中心’,服务省内广大职工,目前也成效斐然,现在需要更进一步考虑的是,工会在这些工作中还可以纵深地发挥哪些作用。” 云南省总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孔贵华对省总“娘家人”服务工作大格局筹谋有日,成竹在胸,“我想,下一步有几个工作可以考虑,一个是各级工会要考虑为外出打工返乡的农民工的继续就业能提供哪些帮助;再是要发挥各级工会在社会面联系广泛的优势,积极协助政府人社部门加大劳务输出力度;第三是考虑我们所建的服务站在维权服务之余,能否结合劳务输出,协助有关职能部门助推云南的生态农产品,同时顺带开展一些招商引资工作,尽量拓展‘娘家人’服务站的服务功能。” “我国工会四项职责中,基本职责是维护,今年我们要在城市困难职工解困脱困工作方面下大力气,要用高度的政治敏感来看待城市困难职工脱困解困工作。”孔贵华说。 “你在我的航程上,我在你的视线里。” 工会人以其大海般的博大胸怀和火热的目光,把500万农民工的波涛航程下载在自己无尽的视野里,企足远瞻。 “我要捉住那红红的太阳,要它只为你放光芒。表示我对你的一片真情,像太阳一样。” 这是30多年前的流行歌曲《太阳一样》的歌词。 刘文正这曲充满火热情怀的天籁之音用在云南“娘家人”身上最贴切,在分布于省内外约800万农民工为自己、为社会奋斗求生存的过程中,是云南“娘家人”用太阳般的火热情怀去温暖他们,用太阳般的光芒为之烛照征途。 “儿行千里母担忧。” 《战国策·齐策》有个典故叫“倚闾而望”,说的是母亲对远行的儿子的牵念—— “女(汝)朝出而晚来,则吾倚门而望;女(汝)暮出而不还,则吾倚闾而望。” 意思是:儿子出门回得晚,母亲倚家门而张望;儿子通宵不归,母亲就走到村庄里巷的大门口翘足远眺。 由“倚门”进而“倚闾”,所表达的是母亲对远行的儿女日益加重的牵挂分量。 其实,“娘家人”与远行千里离开家乡去务工的农民工,也是这种关系,他们如同华颠慈母心系儿女,全天候在“倚闾”跓竢以望…… 浙江籍画家、作家木心以诗化的语言对“母亲”说: “无论蓬户、荆扉,都将因你的倚闾,成为我的凯旋门。” 诚哉斯言! (陈昌云 黄榆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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