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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制度创新 不断提升云南沿边开放水平
发布时间:2012-05-30    字体:
李东云
(云南省社科院南亚研究所 云南 昆明 650034)
 
一、制度创新是促进中国(云南)与南亚东南亚经贸合作的突破口
云南省与南亚东南亚国家有地缘、人缘优势,但地区总体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基础建设落后制约了云南省与南亚东南亚地区的经贸往来。在总体经济水平和基础设施水平难以短期内改变的情况下,迅速提升我省与南亚东南亚地区经贸合作的突破口应该是制度创新。
为经济增长提供强大动力的创新有两种,一种是技术创新,一种是制度创新。技术创新通过降低生产的直接成本来促进经济增长,制度创新则是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来促进经济增长。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道格拉斯•诺斯通过考察1600-1850年间世界海洋运输业发展史指出,这段两百多年的时期内,世界海洋运输业中并没有发生用轮船代替帆船之类的重大技术进步,但这期间海洋运输的生产率却有了很大的提高,经过对海洋运输成本的各方面统计分析,诺斯发现,尽管这一时期海洋运输技术没有大的变化,但由于海洋运输变得更安全和市场经济变得更完全,因而船运制度和市场制度发生了变化,从而大大降低了海洋运输成本,最终使得海洋运输生产率大有提高。
理论和经验都证明,在既定的硬件条件没有明显变化的情况下,通过制度创新来提升经济发展水平是一种较优的路径选择。近年来,中国(云南)与南亚东南亚地区的经贸往来中,合作机制的创建与创新已经成为促进地区经贸合作的重要因素。如1999年由《昆明倡议》宣告成立的孟中印缅地区经济合作论坛(BCIM),在“建立有效合作机制,营造良好合作环境”的共识指导下,BCIM论坛历届会议集中讨论了孟中印缅四国的经济合作框架和行动计划,对四国在交通、旅游、信息、贸易与投资、人员往来等各方面的进一步合作提出了若干创造性的政策建议,有效促成了多项合作机制的建立,并努力将孟中印缅地区经济合作机制由“二轨”推向“一轨”及“多轨并行”。
BCIM作为一种促进制度创新的行动者或行动团体,不仅为孟中印缅地区经贸合作机制创新提供动力,其本身也是一种区域经济合作制度创新的产物。
1999年成立至今,孟中印缅(BCIM)地区经济合作论坛召开了八次会议。1999年以来,中印、中缅、中孟的经贸合作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明显增加。2000年至2004年中印贸易额保持了年均20%以上的增长率,2004年比上年增长了79.1%,达136亿美元。2008年中印、中缅、中孟贸易额分别达517.8亿美元、26.26亿美元、46.8亿美元。由于我省与缅甸贸易额的大幅提升,云南的边境贸易额从1998年的10.88亿元人民币增加到2001年的28.63亿元人民币。此外,2002年我国对孟加拉国承包工程从1998年的1.80亿美元增加到4.0亿美元,对缅甸工程承包也从1998年的1.54亿美元增加到2.88亿美元。
新制度主义认为,制度创新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在于降低了交易成本,由此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激励,并可产生深远的激励效应。就孟中印缅地区经济合作而言,制度创新至少可以从以下几方面降低四国经贸往来的交易成本:
(1)降低搜寻的成本
地区间经贸往来的搜寻成本包括交易机会的寻找、市场信息的搜集、经贸政策的分析、交易对象的找寻、交易风险的评估等等,BCIM论坛作为一种常设机制,便是以定期沟通和研讨的方式为地区经贸往来提供关键信息,有效降低四国经贸往来中的搜寻成本。
(2)减少交易风险
BCIM论坛提供了孟中印缅四国企业家、商会组织、政治领导人、学者等面对面沟通交流的机会,增强相互间的了解和信任,共同探讨形成合作框架,从而大大减少了四国经贸往来的不确定和风险。
(3)修正市场畸形
孟中印缅四国通过沟通与对话,了解相互需求,照顾彼此关切,尽可能克服关税壁垒、补贴等造成的市场畸形,鼓励正常的市场竞争。
(4)促进政策协调
政府官员对BCIM论坛的逐渐关注和参与,以及论坛对四国经贸合作政策框架的创造性建议,促进了四国经贸政策的协调与对接,保证了地区经贸合作的政策支持。在BCIM论坛的推动下,昆明与缅甸曼德勒、印度加尔各答等城市建立了友好关系,有力促进了双方经贸、人员的往来。
二、以制度创新提升云南沿边开放水平
制度是一种公共物品,政府便是最重要的制度供给者。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创新的主体有国家、团体、个人三个层次,其中国家处于核心地位,它是制度的最大供给者。国家在制度创新中具有强制优势、组织优势和效率优势,因此国家制度创新通常是交易成本最低的创新形式。笔者认为,云南省作为我国的地方政府,在积极推进面向南亚东南亚的开放进程中,必须以不断的制度创新来承担好制度供给者和制度需求者的双重角色,这也是弥补地方政府参与区域合作国际制度双重裂口(主权-非主权及国家-市场双重裂口)的必要途径。
如云南沿边开放经济区的构建,可视为一系列制度安排的创建和创新。一方面,地方政府要根据我省沿边开放实际情况,积极探索和设计有效的激励制度来推进沿边开放,在权限之内发挥好制度供给的职能;另一方面,对于地方政府权限以外的政策供给,地方政府要作好制度需求者,积极向中央政府争取政策支持,协调好中央与地方关系,发挥好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参考文献:
[1] 任佳,陈利君:《孟中印缅之间的区域经济合作》[J],《当代亚太》,2004年第1期。
[2] [美]道格拉斯•C.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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